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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家弘是位作家,曾有海外研究者将他与《朗读者》的作者本哈德·施林克相提并论,因为他们都还拥有另一个身份,法学家。 3年多前,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,正在改写自己的第四部小说,他试图在文学世界里建造一个“乌托邦”——一座从腐败走向清廉的虚拟城市。也就在那时,他开创了人大首届“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班”,试图也在课堂上建立一个小小的“乌托邦”。 这个班后来被坊间热炒为“反贪硕士班”。在开学典礼上,何家弘在所有人面前与这个班的学生约法三章:第一,在校期间,学生一律不得给老师送礼,逢年过节发个短信就行;第二,学生可以和老师们一起吃饭,但学生不能请客;第三,这个班的学生要在校园里做表率。 这些规条一直被坚持到了最后一刻。 今年6月,流行谢师宴的毕业季,已经找到工作的学生们想请老师坐坐,聊表心意。学生李屾记得,因为担心平时邀请老师会显得唐突,他们特意选择了一个周末。 而这也是何家弘第三次拒绝自己的学生:“你们还没离校,咱们定的规矩要守到最后一刻。” 如果不是老百姓那么关注反腐败问题,这个教学改革也就是个校园新闻 在为期3年的学习时间里,24名经过选拔的法律硕士专业学生可以穿着白大褂、戴着口罩,“像法医一样”练习提取固定指纹;可以在一个带有全程录像和单向玻璃的询问室里学会使用测谎仪;还可以随时拨通自己课外导师的电话——8名来自最高检、北京市检察院、国家检察官学院的高级官员将成为学生的课外导师,而导师组组长则是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。 “很多人把我们这个班当做一个符号来解读。”何家弘告诉记者,从成立开始,外界给这个班“赋予了很多意义”。它不仅被冠以“反贪硕士班”的响亮称号,甚至还被视为“国家反腐的信号”。被追访最多的时候,他曾经被迫关机,结果又开始有人传他“人间蒸发”。迫不得已,他只好写了篇叫做《关于“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硕士”的自白》的文章发到网上。 一位接受采访的“反贪硕士班”毕业生记得,何家弘曾经和他们开过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:“我们这个班就是沾了贪污腐败的光,如果不是老百姓那么关注反腐败问题,这个教学改革也就是个校园新闻。” “它本质上只是一个新的专业方向,我们从来就没指望靠这个班去完成中国反腐。”何家弘告诉记者,其实就连被外界解读最多的“与最高检合作办学”,也不过是一场巧合。 2006年,中国有3名法学家进入最高检挂职,何家弘被任命为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。正是在挂职期间,他认识了时任渎职侵权厅厅长、现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。2010年,正是陈连福陪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检政治部的领导,合作办学方案才最终敲定。“与最高检合作办学本意就是教学改革,说老实话,这样也有利于学生的分配。”何家弘说。 事实上,在发起这个教学改革项目之前,何家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建言者的姿态出现在公共舆论里。他曾高频度地“对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发表意见”,并试图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。2009年,在我国“东南”的浙江省慈溪市开始实行“廉情公示”制度,而在我国“西北”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也完成了1054名县级干部的“财产公示”,这一度被这位文字优雅的法学家称为“东南西北通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曙光”。 “后来发现说来说去只是说说而已,有一点灰心,从我个人来讲,觉得算了,别老到处乱说了,还是回学校老老实实教书吧。”何家弘回忆起自己创办“反贪硕士班”时的心境,他觉得,既然大环境管不了,起码“要让这个班里的正气压倒邪气”。 何家弘记得,面试中有一个问题是“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班”,一个学生讲,“家里打过官司,觉得在公检法系统没有熟人很吃亏,所以很希望能进到这个专业来,以后到检察院去”。 这个回答让何家弘感到有点难过,后来,他给了这名考生比较低的分数。 事实上,从“反贪硕士班”建立之初,何家弘便寄望在其中形成某种制度建设。 班长李传文记得,在当年的开学典礼上,除了何家弘与学生们“约法三章”,法学院院长韩大元也特意强调,“反贪硕士班”的学生绝对不允许利用校外导师的关系替别人说情,否则将会被开除出院。而那场开班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,则是由该班新生抽签选择自己的导师,在何家弘看来,只有这样“才是最公平的”。 为了让“反贪硕士班”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,何家弘还建议学生们自己设计班徽并在公共场合佩戴。李传文记得,当时的候选方案有很多,有人主张用天平代表“反贪硕士班”,也有人提议应该用“显微镜”,而最终出炉的班徽则是一枚镶有金边的红色盾牌,上面有一个“侦”字,下面刻着“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第一期,2010”的字样。 很快,“反贪硕士班”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班歌:“长风吹起战斗的号角,反贪旗帜迎风招展,热血青年意气风发,豪迈出发在起跑线……” 如果以后做了检察官,靠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从进入“反贪硕士班”开始,本科毕业于人大新闻学院的吕凡就有种成了新闻人物的感觉。 不少人都曾在微博上@她和她的同学:“这个就是你的那个班吗?”还常有人神神秘秘地问他们:“你们班到底开什么课啊?”就连找工作资格复审的时候,都有几个同学曾被面试官问道:“哎,你就是那个‘反贪硕士’班的啊?” 事实上,相比于“中国如何反腐败”这样的国家大事,他们在学习中更多要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掌握更专业的反贪技术上。他们既要练习拿着刷子提取固定指纹;也要学会通过微表情识破对方伪装。时不时地,他们还要与隔壁班的同学来场真刀真枪的电子取证对抗:对手要将账号或者关键证据藏在电子设备里,“反贪硕士班”则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被隐藏或被格式化的数据。 “目前来看还是赢的多,我们毕竟是系统学习过的,贪官的电脑水平总是要差一些。”该班班主任、副教授刘品新说。 他还透露,像电子取证这样的专业化技术在去基层交流时往往很受欢迎,“他们还去给一线检察官上过课”。 “从这里面你能看出大势来,都意识到要从重口供向重科学转型,刑诉法修改已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,这就指明了方向。”刘品新将课堂内的改革与中国法治进程勾连起来解释,“法律已经提出了转型要求,实务就要更加努力,当侦查能力提高到足够科学和专业,未来不排除规定沉默权。” 在采访中,班徽的设计者李鹏鹏告诉记者,在三年的学习中,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他记得特别清楚:“如果以后做了检察官,靠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。” | 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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