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旗此番复出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：在外交部长王毅宣布乘坐红旗公务车之前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见法国总统奥朗德时，乘坐的同样是红旗轿车，并在访问斐济时赠予对方20辆红旗轿车作为礼品

从1958年一汽人手工敲打出一辆“东风”轿车(红旗轿车前身)送到中南海供毛泽东检阅，到2013年5月30日一汽集团在北京鸟巢宣布最新款的红旗C级轿车H7正式上市。红旗品牌已经走过了55年的历程。

和德国奥迪曾在二战废墟中戛然而止的命运一样，红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度被勒令下马停产。

这一次重新出发，红旗的目标直指“中国奥迪”。 不过，在一汽集团总经理许宪平口中，他更愿意将红旗品牌在服务上对标丰田的“雷克萨斯”，以此吸引广大的私人消费者，而不是占据潜在客户中极少数的政府官员。

“红旗要做的是公车和私车的一种平衡，最终私家车市场才是红旗的生命。”在一汽庆祝建厂60年的活动上，徐宪平公开表示。对于历经半个世纪洗礼的红旗品牌而言，这样的感慨是带有悲怆意味的。

在此之前，红旗品牌曾两度复兴，但均因各种原因铩羽而归，留下的是一汽人对现实的无奈和下一次复兴红旗的紧迫感。这一回，许宪平希望红旗能成功“上位”。 如今，红旗品牌的复兴大计将在两大战场拉开帷幕：一是政府采购的“官车”市场，这里以前是黑色奥迪A6L的传统领地，现在红旗H7希望取而代之；二是更广阔的私人消费领地，这个市场对红旗而言更具挑战性，因为奥迪、奔驰和宝马这两年进展神速。

“从中国汽车市场的成长性和红旗品牌自身的发展历程看，红旗再也经不起失败了，这极有可能是红旗的最后一次复出。如果失利，红旗很难有再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”接近一汽集团高层的分析人士表示，在中央领导一再强调“官员要优先坐国产车”的背景下，确保红旗品牌成功已经变成一项政治任务。

“还魂”礼宾车

不可否认，现在正是一汽升起“红旗”的最佳时机。 2013年6月17日，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官方微博“外交小灵通”发布消息称：“外交部部长王毅公务用车从今天起使用国产红旗轿车”，随即引起围观和疯转。 当日，一汽集团旗下上市公司、经营红旗品牌的一汽轿车(000800)股价收涨1.73%。而在此之前，因为红旗利好概念频出，一汽轿车股价曾在两周内拉出多个涨停，股价最高一度冲破15元大关，两周内股价几近翻番。

如果说，成功必须具备天时、地利和人和，那么此番红旗品牌复出的“天时”可谓恰到好处。在外交部长宣布乘坐红旗公务车之前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见法国总统奥朗德时，乘坐的同样是红旗轿车。

此外，习近平还在一次外事活动结束后，将20辆红旗轿车赠予斐济，这也是中央领导时隔几十年后，再次将红旗轿车作为“国礼”赠予邦交国家。 红旗品牌诞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，由于被中央领导认可并频繁现身外事活动，红旗轿车在上世纪60、70年代被冠予“外事礼宾车”和“国车”的美誉。彼时，“住钓鱼台、坐红旗和见毛主席”被认为是新中国外事礼宾的最高接待规格，而红旗品牌也在“外事礼宾用车”的光环照耀下上升到品牌顶峰。 这样的荣誉对于中国汽车品牌来说，迄今只有红旗独享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红旗轿车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贴上“官车”标签，这也是红旗品牌此番复出必须攻克的目标。 按照一汽集团高层制定的红旗品牌推广策略，在真正推出面向私人消费者的红旗轿车之前，红旗必须先在“官车”市场拿下最重要的目标客户群—省部级以上的官员，而后者引发的“官车效应”，将最大限度助推红旗在私人消费市场的拓展。

在此之前，一汽已嗅到公车采购政策风向即将大变的信号。 2012年2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发布《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(征求意见稿)》显示，政府公务车的“选用车型”皆为清一色国产车。这意味着，随着新一轮“史上最强”公车改革拉开序幕，以大众、奥迪和丰田为首的合资品牌车型首次被彻底排除出公车序列。

尽管工信部官员在随后回答媒体提问时一再澄清，《目录》划定的范围只是“双18”标准(排量不超过1.8升售价不超过18万元)内的一般公务用车，领导干部适用的“高端公务用车”并不在《目录》划定的范围内。但实际上，无论是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政府层面，似乎都已意会了民间领导干部用车也“优先考虑国产品牌”的暗示。

“如果说公务车换成红旗的范围再继续扩大，我们公司以及集团所有的公司都会购买红旗车，因为我们经常有接待政府官员的需要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企内部人士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