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慰安妇之子:因日本血缘一辈子不能上学、娶不了妻
http://www.jxnews.com.cn   2017-07-26 08:17:00    来源:中国青年报  编辑:徐杰    作者:袁贻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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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毛银梅老人和摄制组在一起

    要活下去,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。苦水往回倒,那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

    从酷暑到初秋,郭柯和30人的团队乘飞机、火车和汽车,和22个老人都见了面。或长或短的拍摄过程中,他发现,老人身上的共同点很多,比如平静、善良和乐观,以及面对镜头的习以为常。

    出发前他想过如何在不伤害老人的前提下提问并完成拍摄。但事实上,当机器出现时,有老人挺直了腰,“正襟危坐”,嘴里冒出来的是“我不原谅日本人,我要他们认错”。那些长枪短炮,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。

    拍摄后期,李爱连告诉郭柯,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太多了,可她“没有讲实话”。

    “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,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孙,我怎么说得出口。”老人说。

    出发以前,郭柯还上网搜索过慰安妇的相关资料。可当他点开搜索页面,出现的全是一个形象——仰拍的一张正哭泣着的苍老的脸,照片说明字里行间都是仇恨。

    他很痛心,很多老人被这种形象绑架,像复读机一样,对着不同媒体说着同样的、“记者想要的料”。

    “其实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,如果远远地看,她们的生活会每天都带着恨吗?”郭柯觉得,“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历史,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断地在对老人进行二次伤害。”

    他以前不明白,拍摄慰安妇不就是该让老人提那些过去吗。可几个月近距离的拍摄,让他发现,老人要活下去,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。

    在海南的拍摄过程里,摄制组遇到了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。她是个在海南师范大学求学的日本姑娘,因为被慰安妇老人的故事所震动,时不时探望老人,为老人购置药品和营养品。

    曾经有一次,米田麻衣拿着一位日本军人的照片给一位慰安妇老人看,她以为老人会生气,可老人竟然笑了,“日本人也老了,胡子都没了啊。”

    米田麻衣对着郭柯的镜头留下了眼泪,“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,可还是对人很好。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。”这个日本姑娘说,“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,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,会恨一辈子,甚至可能自杀。”

    郭柯懂老人的选择。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,送至马岭慰安所。3个月后,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,却发现噩梦并未结束。

    一回到家,她就哭了,丈夫却说她“到外面去学坏”。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。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,躲着她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。

    她喝药自杀,被救回来。那时,她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
    老人说,那时候“泪都是往心里流的。”

    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开始学会了认命,他没上过学、一生未娶,谈了6个姑娘,女方就算同意,家里人也不会同意。36岁的时候,他决定看一辈子牛。从小到大,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“日本人”,这三个字,“背了这一辈子,坏了这一辈子”。

    如今,这个“日本人”已经70多岁了,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关在家里,叫嚣着“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”。他说,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,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时候,“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就行了”。

    “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,我就喝农药死掉。”他说。

    郭柯很触动。他很清楚,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,才可以继续生活。这些苦水往回倒,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。

    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,对孙儿笑,对郭柯笑,对野猫也笑。可提起自己的丈夫,她哭了。抗战胜利后,她从慰安所回家,丈夫告诉她:“从今往后,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,是日本人抓你去的,不是你自己要去的。”

   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。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,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,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,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,什么也不会讲,“让他们走吧”。儿媳劝她,“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,不用不好意思,那不是你的错。”

    毛银梅已经记不得韩国家乡的事儿了,她不愿意回国,“都没亲人了”。她说,从慰安所出来以后,自己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,她开始叫“毛银梅”。“因为毛主席好,没有毛主席,就没有现在的日子,我想跟他一个姓。”

    后来,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。丈夫从未嫌弃过毛银梅慰安妇的身份,和她恩爱几十年。老人说,丈夫最爱的,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。

   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,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,问题就有了底线

   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,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。这些经历过伤痛、战乱、饥荒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“七寸”。

   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,作为团队里的“长辈”,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,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。她和一位慰安妇老人沟通拍摄诉求,对方告诉她,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。原因很简单,“如果我说了,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”。

    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,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,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。龙庆着急,她要替爱心人士给老人捐款。想来想去,她把钱塞进了老人的羽绒服里,这个口袋放一点,那个口袋装一些,可是塞着塞着她又想,老人年纪大了,怎么记得住钱在哪里。

    志愿者龙庆停下双手,默默地哭了。

    海南的一位慰安妇老人,初次见到龙庆时正嚼着槟榔,嘴里红红的,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。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,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,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,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,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。

    天黑了,龙庆想回去了,可老人说,“再转转,再转转吧。”

    郭柯觉得,这一切就像一个圆,身处圆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静度日,圆心之外的亲人、邻居甚至是大众却在源源不断地向老人投射伤害。

    毛银梅把慰安妇的身份瞒了五十余年,甚至连她的养女都不知情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,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母亲的这层身份。

    “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、慰安妇好可怜等等,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。”郭柯很气愤,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了“历史证据”,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,自始至终,“我们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”。

    “走不出这段历史的,不是这些老人,是我们自己。”他平静地说。

   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来拍摄,很多时候老人开始哭泣,他的镜头就拉远,飞到了天上和窗外,云静静地飘过,雨哗啦啦地落下。大段大段的空镜头和远景让这部片子变得“一点儿也不好看”。因为想一个不落儿地呈现22个老人,这部电影甚至被一些学院派批评“没有故事”“没有层次”“没有起承转合”。

    这也许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电影。在95分钟时长的片子里,22位主角轮番登场,没有时间轴,镜头远远的,只来得及“深情地凝视一眼”。

    从拍摄结束到现在,3年过去了。这期间,郭柯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质疑。有投资人撤资,有发行方打退堂鼓,还有业界纷至沓来的批评。

    一次,在一场传媒公司举办的小型看片会上,业内的编剧评价《二十二》:“从艺术创造的角度上看,即便是纪录片,也需要矛盾和冲突,也需要有情节。”

    他们的意见,是否定的。

    坐在角落的龙庆急得不行,她是外行,不敢发言,可她真的很想站起来,替自己的学生郭柯鸣不平。那些矛盾、冲突,其实都有。

    在李爱连家拍摄时,某天,一场大雨突如其来,老人倚坐在炕上发呆。摄制组当即决定,人员清场,只留下摄像师和龙庆。摄制组决定试试看老人是否愿意开口。许久,老人小声问龙庆,门都关好了吗?

   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,李爱连一边哭,一边说起了当年的遭遇。70多年前,日本人把她抓去后,饿了她三天三夜,到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,那年只有18岁的她接过来连吃了8根,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,嘴却没停。

    后来,她落下了胃病。

    老人开始哭泣,还在断断续续回忆那个凌辱她的40多岁的日本人。龙庆对着老人无声地哭泣,耳机里传来郭柯的声音,“龙老师,可以了,停下吧。”

    这段故事最终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。 “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,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,问题就有了底线。”郭柯说,自己很倔,在市场面前,他也曾自我怀疑过,但从没想过低头。

    如果这是个错误,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

    纪录片四处碰壁的那段日子里,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龙庆说,大不了片子就作为资料片保存下来,30年后一定有它的价值。

    其实,剪片子时,郭柯也有过挣扎。他那些“导演的臭毛病”时不时冒出来,让他纠结要不要剪出一部“有故事情节、有节奏感”的片子。

    但他心里没底。他找到了知名剪辑师廖庆松,对方问他“你为什么要迁就观众?”

    “你拍这个片子是为了什么?故事性吗?”

    “你为什么要剪得有节奏感?她们的生活是有节奏的吗?”

    郭柯觉得自己醒了,他决定彻底放弃历史画面和解说词,“如果这是个错误,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”。

    剪辑团队翻来覆去啃完十多个硬盘,成片最终比粗剪版少了3分钟,却多了郭柯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内容。比如,一个固定的镜头竟然放了一分钟,没有任何节奏可言。按过去,镜头对准5秒钟后,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就打算切走了,“该考虑观众是不是烦了,该切个近景什么的”。

    可是这次,郭柯突然觉得,“人的心灵没有节奏,就这样放着,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吧。”

    剪辑片子的几个月里,他发现自己能慢慢听懂广西话了。那个说着“眼泪都往心里流了”的韦绍兰在镜头前不止一次地说过,“世界真好”。

    老人说,这世界红红火火的,真好,“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”。

    在残破的土房子里,老人收到了摄制组送给她的毛绒玩具。那是一只红色的小猴子,老人和郭柯都属猴。收到礼物的那天,老人一个劲儿地拨弄着小猴子的尾巴,笑着说“真好玩”。

    快走了,龙庆担心老人会不舍得,可瘦小的韦绍兰只是站出来目送他们远去,表情“非常平静”。她还给郭柯发了4个包着100元钱的红包,“过年了,你拿着这个回去给妈妈买点糖果吃。”年关将至,拍摄结束后的每年腊月,郭柯和摄制组的代表都会来探望老人。

    拍摄林爱兰时,曾发生了一件小插曲。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老人非常重视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。一天,她告诉摄制组,自己的奖章被一个叫阿憨的村民偷了。她着急的样子让龙庆十分不忍,龙庆匆匆为老人寻奖章。

    可是阿憨否认自己偷盗。第二天,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,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奖章。老人笑了,“就像个少女一样,特别羞涩,特别不好意思”。

    和奖章一起被发现的,还有老人珍藏的“美元”,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几号,龙庆笑了,她跟老人说,这美元是假的。林爱兰又笑了,脸窝深陷,还躲着镜头。一旁的龙庆觉得老人“内心其实也很柔软啊”。

    奖章的故事代替对战争的回忆,和喂养野猫的故事一道挤进了这部95分钟的纪录片。郭柯说,自从2012年开始拍摄《三十二》以来,从来都不是自己在帮助慰安妇,而是老人在帮助自己这个毛头小伙成长。他越来越清楚,“自己该干什么了”。

    也许有一天,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

    郭柯眼中该做的事,就是让《二十二》走进院线,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。

    他跑了一整年的电影节。他太穷了,总是让电影节主办方把返程票订到下一个电影节举办地的城市。全世界奔波一圈儿,片子获得201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“最佳纪录片”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“最佳纪录片”提名。在电影节现场,郭柯说:“谢谢你们的包容。”

    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·米哈尔科夫评价《二十二》:“是一部很温暖的电影。”2016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将组委会“特别推荐奖”颁给了它,可是,这部片子在当时还是离上映遥遥无期。

    一年过去,郭柯已经把能报名的电影节报了个遍,满打满算有好几十个。新的一年,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

    可他还想再为电影做点什么。他还记得,在一个国际影展上,一位日本记者携全家观看了这部片子,他告诉郭柯:“谢谢你拍了这样的片子,没有一味指责日本,能让我们自己去回想,想想这些老人当年都发生了什么。”

    郭柯希望,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会尴尬的片子。“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责备、指责、说教,你让人看啥?”他还是那句话,“老人能活到现在,就说明了一切。”

    电影宣传海报,是手绘的女孩形象。郭柯还特意将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绘海报。郭柯说,自己想让多一些的年轻人走进影院,不排斥这个题材,不被痛苦、洒满泪水的面容吓跑,能知道“这些慰安妇老人是受害者,更是我们的同胞”。

    郭柯说,影片的所有票房都会捐给研究中国慰安妇的相关研究机构,自己不会靠这个项目赚一分钱。

    跑电影节时,他看到,韩国的年轻人把慰安妇老人绣的花做成了logo,印在手机壳、相册和帽子上,并进行义卖,收益都捐给老人。韩国的明星纷纷在公开场合佩戴纪念慰安妇的纪念章,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群体。

    郭柯曾参与一次韩国慰安妇纪念活动,活动现场全是中小学生的身影。可去年,上海“海乃家”慰安所去留引发争议时,他从电视里看到,慰安所遗址附近的中学生说,“(慰安妇)不是很光彩,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,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。”

    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着镜头说:“你在学校里放了这样一栋房子,对学生到底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?”

    这部电影的推进,还在继续。

    去年,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,郭柯面向社会众筹片子上映的宣发费用,大半年过去,100余万元被凑齐,31850个名字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。

    那也许是史上最长的电影片尾,“要放10分多钟”。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钟,漆黑的银幕上,31850个名字开始缓缓滚动。

    片尾曲轻轻放着,“日头出来点点红,照进妹房米海空。米海越空越好耍, 只愁命短不愁穷。天上下雨路又滑,自己跌倒自己爬。自己忧愁自己解,自流眼泪自抹干……”

    这个名单从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时间,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变。

    《三十二》正式进军一家视频网站,当那个因为日本血缘而一辈子不能上学、娶不了妻的70多岁老人罗善学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,视频弹出了铺天盖地的弹幕:“你是中国人。”

    林爱兰悄悄去世了。摄制组赶赴海南,想办法为没有男性后代的老人立碑,将老人的遗物收好,寄给上海的中国“慰安妇”历史博物馆。他们奔走的身影触动到了老人最小的养女阿香,家境并不富裕的阿香为纪录片捐了款。

    那位被儿子抢走善款的老人89岁了。她对龙庆说,自己很多年没过生日了,今年儿女都回来给自己祝寿,无论如何要请摄制组的人一起吃饭,“我管饭,你们一定要来”。

    “日本人”罗善学养了只可爱的小猫。冬天生着火,老人默默看着小猫扑腾,龙庆觉得“他不再只一个人躲在墙角了,眼里都是温柔”。

    但告别,终将是关键词。毛银梅老人走了,床头的栀子花一点点泛黄、消失。

    李爱连的脚、手、喉咙一个接一个地“失灵”,她生活的半径越来越窄,整日躺在炕上。她很思念这些远方的年轻人,总让儿媳给郭柯发消息,说“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,能不能来看看我”。

    儿媳告诉老人,郭导很忙。“他在忙什么呀?”老人还是不死心。

    “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。”儿媳眼色和缓。

    第二天,李爱连似乎忘记了昨天的对话,又对着儿媳嘟囔让郭柯来看看自己,只是,她的喉咙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,总有一口痰卡着,说着说着就没了力气,只听得见微弱的气声。

    龙庆的手机内存早就不够了,她拍了“数都数不清”的照片,可还是总错过和老人的分离。22这个数字自从他们离开那一刻就跳动起来,3年后的今天,这个数字暂时定格在了9。

    每当一位老人离世,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,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。可最近这些日子,老人走得太快了,他甚至来不及加框。

    他说,也许有一天,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,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那样,老人对着镜头笑啊笑,彷佛这些年,她们从没有离开过。

    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袁贻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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