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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” ——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
http://www.jxnews.com.cn   2017-02-03 08:52:00    来源:学习时报  编辑:付丹    作者:佚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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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采访对象:武晖(小名:铁锁),1954年12月出生,梁家河村民。1971年成为民办教师,1973年进入延安师范学校学习,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。2015年退休。

    采访日期:2016年12月28日

    采访地点:陕西省延川县宾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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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学习时报:您好!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,您和他交往比较多,互相之间也比较熟悉。请您具体谈一谈,最初你们是怎么认识的?

    武晖:北京知青刚到文安驿公社的时候,队里派了一些壮劳力去接他们到村里来,但是没有派我去。因为那时候我才十四岁,刚从学校回来,长得又矮又小,咋看都是个小娃娃,算不上壮劳力。

    我家就住在村里的后队,近平他们一共六个知青也被分配在后队,我家离他们知青窑不到二十米的距离,他们把行李往窑洞里搬的时候,我就远远地站着看他们。

    知青住下之后,我有点时间就跑到他们那里去。这些北京知青,个子又高又瘦,穿的戴的比我们这个穷山沟里的小娃娃好得多,我虽然也上过初中,有一点文化,但是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,对这些北京“大世界”来的青年充满了好奇,经常小心翼翼地躲在窑洞门口从门缝里“呲”(陕北方言,偷偷地看)他们的一举一动,偷听他们说笑,但是不敢进去,更不敢跟他们打招呼。

    有时知青们看到我,就说:“来,小朋友,进来进来!”我也不进去,其实我哪是小朋友,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是习近平,我只比他小一岁而已。但是因为长得矮小,他们就把我当成小孩子了。当时我在他们面前确实有点自卑,一个农村孩子,啥也没见过,也不知道跟他们说啥,不敢搭话。但我还是愿意到他们那里去,因为我没有地方玩,又不喜欢在家做家务。

    北京知青刚来的时候,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,他们住在冰冷的窑洞里,又不会烧炕,我们农村娃娃都会烧,于是知青就叫我帮他们烧火。这样,我就进了他们的窑洞,跟他们也慢慢熟悉了。我是个初中生,在当时村里算是高学历了,因为在学校学的都是普通话,虽然也有口音,但是知青们能听懂,互相之间能沟通,因此别的社员到窑洞来跟知青说话,我可以在中间给他们当翻译。

    一开始,他们几个知青的名字我都分不清楚,后来慢慢接触多了,听他们互相之间叫名字,我也就把他们都认识了。他们也知道了我的小名叫“铁锁”。

    学习时报:北京知青从首都北京来到艰苦的陕北,在生活方面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?

    武晖:知青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,很难适应。一天二十四小时,从吃饭、睡觉,到上厕所、洗澡,全都是问题,都不适应。他们几个大小伙子睡在一个炕上,那个炕不大,六个人将就能挤下。他们的行李箱子就放在锅台旁边,空间很拥挤,很狭小。

    知青没用过柴禾灶,也不会做饭,刚开始是队里派个人给做饭,做了一段时间,就要他们自己学着做饭,队里就不给做了。他们要自己砍柴,自己烧火,自己把饭做熟,还要参加队里的劳动。

    打柴对知青来说是个挺大的难题。我们县上就有在山上砍柴摔坏的知青。陕北的黄土山上,本身就植被稀疏。我们农民年复一年地砍柴,近处的、好砍的柴全都被扫荡一空了。好一点儿的柴禾都在远处和危险的地方长着呢,有些长在崖壁上,有些长在深沟里,那些地方,羊都吃不到。我们山里长大的孩子就敢去砍,高的地方我们敢爬上去,砍了柴之后敢跳下来,知青就不敢。我们村里的孩子,拿着绳子镢头上山去,就能背回来五六十斤,知青也就能背回来十来斤,还都是那种很细的小灌木或茅草,填到灶里不耐烧,饭还没熟,柴就烧光了。后来,我就带他们上山砍柴,领他们到那些柴禾多的地方去。每天都要砍柴、烧火、做饭,否则就要饿肚子。这就是知青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。

    知青刚来的时候,最逗笑的就是挑水。一担水都在五六十斤以上,知青不会用扁担,不会换肩。他们个子都高,都驼着背挑水,腰弯着,上气不接下气地往窑洞赶。有时候走得快了,水桶来回摇晃,水洒一地,到了窑洞就只剩下半桶水了。见到这样的情形,社员们都笑他们。

    学习时报:除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种不适应,知青每天还要参加劳动。请您讲一讲,习近平是如何参加艰苦的劳动,并且逐渐适应农村生活的?

    武晖:在当时农村那个环境,包括近平在内的知青,思想肯定还是有波动的。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,没有电,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动,太阳落山就回家,成天都在劳动,但是生产效率却很低下,一年到头累死累活,一亩地却打不了多少粮食。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衡,整个延安都没有什么副业,一切就是靠种庄稼。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困线以下,有些家庭能吃上饭,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,七八个娃娃,就吃不上饭,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。

    对我们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,从小就在这小山村里生活,在窑洞里面住,出了窑洞,面对的就是黄土山,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山中间这么一点蓝天,这就是我们的世界,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。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,到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,在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苦生活,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,在这里生活下去。

    春天,近平跟我们社员一样,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。知青不习惯爬山,爬得高了,有时候重心不稳,粪就从粪筐子里洒出来。送粪的工作完成后,就是耕地、整地、播种。苗长出来了,主要的事就是锄地、追肥。地种不好,秋天就没有收成,就没有粮食吃,就会饿肚子,这是很现实的事情。

    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。一开始他们把草和苗分不开,我们是当地的娃娃都懂得。我们跟他们说一下,他们就学会了。别看他们没干过农活,他们有文化,理解能力强,所以学得确实快。

    锄地都是在春夏,天气很热,队长要求大家加紧时间干活,不让我们休息。我想偷懒,就以解手为借口,跑到沟里,休息三四分钟、五六分钟,队长不叫,我就不回去。我确实受不了那种苦,又饿又渴又晒,有时候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。但是近平就一直坚持,从来没见过他偷懒。

    收获的季节,我们一起去割麦子。我们到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离,回来的时候社员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。我们集体喂的牛和驴,饲养这些牲灵,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给它们吃,知青不会铡草,不太容易掌握铡刀的技巧,铡刀压到一半就压不动了,后来慢慢掌握技巧,一 刀就可以铡到底。

    虽然我是个农村娃,但是因为我年纪小,个子小,力气小,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。我一开始挣6分工,后来逐渐提高,但也没挣到过10分工。近平个子高,力气大,干活越来越熟练。我印象中,1969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,近平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,一开始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。但是经过一两年以后,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,基本上每天都能挣10分工。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,而且逐渐和社员们在思想、语言上打成一片。谁家有困难,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。

    我往知青窑洞跑得多,身上总穿得破破烂烂的。近平看我平时穿的破烂,就经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我。王燕生离开梁家河的时候,留给近平一件灰毛领的蓝色大衣,那件大衣挺好的,近平很喜欢,平时常穿。我上师范学校的那年冬天特别冷,近平就把那件大衣送给我了,他对我说:“你把这个大衣拿上,到了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。”到了师范学校,同学们都啧啧称赞:“你这个大衣质量真好!”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,我参加工作之后还在穿。

    我去上师范学校的时候,近平还送给我三十斤粮票,让我出门在外用。在六七十年代,三十斤粮票就是一个壮劳力一个月的口粮。其实那时候近平的粮食也不怎么够吃,这些粮票对他来说也是很宝贵的。

    学习时报: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在梁家河期间看书和学习的事情。

    武晖:我喜欢到知青窑洞去玩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可以看近平带来的很多书。炕沿上,铺盖上,枕头边上,全都是书。现在回忆起来,近平他们住的那个窑洞特别温暖,也特别神奇,就像是知识的宝库。

    有时候上山干活,近平也在兜里装一本书,中间休息的时候,大家在拉话,他就拿出一本书来看。晌午回窑洞歇一会儿,近平也要抓紧时间看一会儿书。我觉得,一方面是近平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趣,另一方面是读书也带给近平无限的力量。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,有更丰富的知识,通过学习,人增长了见识,汲取了知识,就会变得更坚强,更强大。

    我家里很穷,从小到大,身上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,更没有钱买书。所以,我很羡慕近平有那么多书,我在他们窑洞里的时候,很想看看那些书里写的都是什么,一开始不敢多翻,只是小心翼翼地翻两页。后来熟悉了,我就拿起来翻翻看看。近平见我对书有兴趣,就跟我说:“铁锁,你喜欢看什么书,就拿去看。”我连忙点头,心里非常高兴。

    我最先看的是一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对这本书我有特别浓厚的兴趣。我想,一个为什么我都不知道,学会了十万个为什么该有多了不起。书中有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,都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我从小生活在山沟里,对外边的世界根本不了解。出家门最远,我就到过文安驿,连县城都没去过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是有插图的科普读物,我在书上看到飞机,看到汽车,看到轮船,就高兴得不得了。

    我还从近平那里借过物理、化学课本。此外,他那里还有很多古典文学和历史名著。我看过《三国志》,因为是文言文,里面的好多字我都不懂,遇到不懂的,我就问他,无论问什么,近平都很耐心地教给我。我还看过高尔基的《母亲》和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。这些书都是近平从北京带来的,他都借给我看。

    很快,一两年的时间过去了,知青有的返城,有的招工,有的当兵,大部分都走了。我晚上跑到近平那里去,他还保持着看书的习惯,只要有时间,他都捧着一本书看,看到很晚才睡。

    学习时报:在一两年的时间里,村里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离开了。习近平是留在梁家河时间最长的知青,并且成为梁家河的村支书。请您讲一讲,习近平为什么被选为村支书?

    武晖:我们社员之间说到近平,无论男女老少,对他的印象就是,这个人话不多,平时不说是不说,但是一说就能说到点子上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,近平当我们梁家河的支部书记,并不是偶然的,那时候村里没人对此感到意外。

    一方面,当时的农村,有文化的人很少,近平又有文化,说话办事又稳妥,考虑问题周全,这在当时的农村,是很难得的人才。而且,近平在当支部书记之前就已经参与村里的管理工作,和村民关系非常融洽,再加上他在赵家河主持过社教工作,农村的这些生产生活、大事小情,他都已经很有经验了。

    可以说,1972年到1973年这两年,是近平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大部分知青都走了,但是近平因为父亲受到政治迫害,就是走不了。那个时候,近平的思想有很明显的转变。他渐渐意识到了,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,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!我虽然1973年就去上学了,但是只要一回来,我就到近平的窑洞里去拉话。我记得近平跟我聊过他那时候的想法:“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?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?自己的路自己走,自己的事情自己干!”有了这种思想和意识,再加上近平自己的思考和努力,确实干了好多事情,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事。可以说,近平那个时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开始奠定了,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,而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,怎么能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。

    后来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额,我看近平都没有报名。他想的是带领村里人一起脱离苦日子,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离开农村一走了之。所以,近平当支书以后,给村里做了大量的实事、好事,其中他带领社员做的很多事情,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发挥作用。如果近平没有扎根农村的信念,没有为人民办实事的理想,根本不可能做这么多好事,也不可能在农村待这么久。他后来上大学,是为了更好地深造,更好地为人民做事情。

    从另一方面来说,正是因为近平有了在农村生活的经验,对很多农村的问题有深入思考,才有了这么明确的方向,把工作做得这么扎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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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学习时报:请您具体讲一讲,习近平所做的惠民实事有哪些?

    武晖:陕北的良田不足,是在山上种植粮食,广种薄收,农民做了很多无用功,受了很多苦,但是一年下来粮食还是很有限。所以打淤地坝非常重要。淤地坝的位置都在山沟里,山水流下来,淤地坝能把水分保持住,粮食产量自然就高。所以近平当时非常重视打坝,重视农田基本建设。

    近平解决了当时陕北农村老大难的燃料问题。那个时候,因为植被稀疏,我们陕北农村砍柴难,做饭、取暖、照明都成了难题。所以近平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。一开始近平说想搞沼气的时候,很多人不相信,也不支持。近平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,回来以后亲自试验,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并点火成功,这种情况下,对于办沼气就没有社员反对了。说老实话,农民是最实际的,他看到了,得到实惠了,他才接受。你讲再多道理,什么前景,什么展望,他们不一定接受。必须身体力行,给他们做出样子来。从这以后,沼气得到大面积普及,解决了困扰我们这个地区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。

    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在农田里,比一般的粪肥肥力要大得多。我们村曾经试验过,专门选一块地方施沼液,等到庄稼长起来,明显就比施粪肥的庄稼长得茂盛,到收获的时候,产量也更高。

    近平当支书以后,还给村里办了个代销点,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社员生活办的。社员想买点日用品,比如煤油、洋火、肥皂,要等到逢集的时候跑到文安驿的供销社去,要提前请一天假,赶着去,赶着回,很多时间都浪费了。有了代销点,村里把农民需要的东西备齐,农民走几分钟路就能到代销点,买到需要的东西,后来就越来越灵活了,社员还可以赊账,或者拿鸡蛋去换。比如一斤煤油,用四五个鸡蛋就能换到。

    铁业社也是近平办的一件大好事。近平把会打铁的社员组织起来,实施定额管理,比如,每个铁匠一天打三把老镢(陕北方言,镢头),就给他10个工分。超出了三把,就给予奖励,完不成任务就要扣除相应的工分。多劳多得,少劳少得。当时延川各个大队普遍没有副业,没有副业就没有资金。我们铁业社把那些锄头、老镢、镰刀生产出来,社员用不完的,就送到文安驿供销社代销。卖了钱之后,扣除成本,剩下的钱就是村里的集体收入。村里得实惠,还可以给铁匠分成,比如一件工具卖了三块钱,就可以奖励铁匠一毛、两毛的。整个铁业社的规划、管理、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,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。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,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,有一套方法和技巧。

    农活的劳动强度很大,对于妇女来说就更是极大的负担。妇女家务繁忙,不仅要上山干活挣工分,在家还要做饭,还要缝衣服,还要照看娃娃。那个时候的农村,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,一个比一个大一两岁,一到吃饭的时候坐一排,都抢着吃,照顾孩子确实非常辛苦。到晚上,男人和孩子都睡觉了,妇女还不能睡觉,拿起衣服,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缝缝补补。

    有一次,近平跟我聊起陕北农民生活的事情,他说:“为啥农村生活苦?为啥妇女那么劳累?有一个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。”我说:“是啊,我们兄弟姊妹七个,都不算多的。”近平说:“生的孩子多,农民负担就重,妇女的劳累就更多,农村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少生娃娃,把娃娃养好。”可见,那个时候近平就有了优生优育,减轻妇女负担的思想。

    近平看到农村妇女这么辛苦,他就在这方面动了脑子。他搞的缝纫社主要是为妇女着想。农民衣服磨损得快,妇女白天干完活,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。近平找了我们后队的一个叫雷琴的妇女,她的缝纫手艺好,专门在缝纫社缝补衣服、做衣服,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,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熬夜缝补衣服了。近平还制定了一个规则:社员可以用工分来支付裁缝的报酬,比如,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是10分,就可以用这个工分来做衣服,做一件上衣用5分,做一件下衣用2分。而裁缝做得越多,所得的工分就越多。这样既解放了妇女劳动力,又解决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。

    近平还给我们村打了一口深水井。在这之前,前队没有水井,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,非常不便,水质也不好。并且,当时前队有一块地种蔬菜,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,仅靠挑水来浇菜,劳动量太大。近平跟村里研究,就决定在菜地旁边打一个井。打井的时候,近平亲自下到井里,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头。这口井打成以后,同时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问题,现在村里安了自来水,也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。

    近平还给村里办了一个磨坊。为啥要搞这个磨坊?那时候,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,大多时候要运东西,要驮着粪上山,那时候毛驴很少,经常不够用,社员经常为争毛驴争吵。如果用毛驴推,从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粮食。近平办的这个磨坊置办了一套机械设备:柴油机、磨面机、碾米机,几十斤粮食,一小会儿功夫就能磨完,不用浪费时间,承担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,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。社员只要把粮食拿过来,一会儿就磨好了,非常方便,而且都是免费的。

   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,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的难题,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。他敢于实践,敢想敢干,也能干会干,能把想法变成现实。

    学习时报: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特点?

    武晖:近平他有威望,有能力,做了很多实事,同时也在积极地融入社员当中。他来到梁家河以后,一直就在学习我们当地的方言,到了后几年,特别是当支书以后,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。平时,近平对年纪大的人很尊敬,对小孩很爱护。近平对同龄人也很亲切,对那些表现不积极的社员,甚至对那些“管制分子”,他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,有话都是好好说,让大家心里都服气。像我们农村人关系好了之后就爱开玩笑逗乐,难免有些过头的地方,要么起绰号,要么取笑对方。近平和大家关系都很好,但是他从来不给社员取绰号,也不取笑别人。大家在心里对他既亲近又敬重。

    他这人做事,有决心,有毅力,轻易不说出口,只要说出口的话,只要认定了的事,他就坚持到底。用我们农村的话来说,就是说一不二,丁是丁,卯是卯,从来不说过头话。近平打坝、办沼气、办代销点、办铁业社等等,干一件成一件,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他都能想办法克服。

    近平还能够很坚决地纠正干部的错误。他当支书的时候,前队有个年轻后生,是队里开拖拉机的,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。但是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,要吃苦在前,比较劳累,而开拖拉机又风光又轻松,他在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,还是想接着开拖拉机。那个年代农村生产,社员本身没什么自主性,关键就要靠生产队长带头。什么时候种,什么时候收,在农业生产上生产队长必须得是行家,还要能吃苦,负责任。所以,遇到好的生产队长,农民就过得好一点,生产队长不着调,农民就饿肚子。近平给他讲:“你既然被选上了生产队长,就说明村民信任你,你就得好好干,干出个样子来。队长是一个队的带头人,全队的人都看着你呢!开拖拉机会影响你当队长,也会影响你们这个队的收成。”刚开始的时候,他还是有些转不过来弯,近平就让他慢慢想,每天早上来汇报一次思想情况,看看他有没有想通。连续跑了三四个早上之后,他觉得近平作为村支书,又是外地来的知青,对村里的事情这么操心,受到了感动,自己作为村里人,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了,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了,踏踏实实地当上了生产队长,安心组织队里的生产,让其他人去开拖拉机。后来,这个后生的队长当得可好了。

    在农村,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,有时候社员在山上劳动,两个人一言不合,就骂起来了,说打起来就打起来。当时的农村,十几岁二十岁普遍都有点文化,但是年纪再大些的基本都是文盲,没有文化修养不行,处理问题很愚蛮,骂仗、打架,司空见惯。近平对这种情况见得多了,深感农民打架是严重的问题,所以他当大队书记以后,就制定了村规民约,禁止打架、骂架,在会上宣布,村民之间不能打架骂仗,否则就要进行处罚。但是,这种事情又是难免的。我们后队有两个后生,一个叫“猴儿”,一个叫“矮矮”,两个人平时就有矛盾,后来又出现了问题,两个人打了一架,互相都揍了个鼻青脸肿。生产队长处理不了,就让近平来解决。近平对他们两个的情况也了解,但是规定就是规定,两个人都罚了10个工分。近平当时就说:“无论有理没理,你不能打架。有理的不能打,没理的更不能打。”近平要求他们在社员大会上做检查,他们觉得在大会上做检查有些丢脸面,不太乐意。近平就问他们:“你们接受不接受处罚?禁止打架是咱们的村规,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到场了,也是大家都同意了的。如果你们接受不了扣工分,我就把我的工分给你们,但你们必须做检查。”两个人听近平这么说,都很惭愧:“我们打架是我们犯了错误,按照规定就应该罚分,叫你给我们填上,说不过去。没啥说的,我们接受处罚。”近平当书记的时候,梁家河打架斗殴的事情明显减少了。事隔多年,“矮矮”给我讲起这个故事,还在不停地叹服:近平真是会做思想工作!

    农村矛盾多如牛毛,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特别难,一个人能当好公社书记,未必能当好大队书记。村里的工作要费好多脑子,想好多问题。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,你给他们做工作,必须让他们思想上能够接受。把思想工作做好了,什么都好办,农民就佩服你,支持你工作。农村干部的威信,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,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。农民是非常实际的,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,能不能公道。只要做到这两条,什么问题都好处理。

    学习时报: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,你和他有哪些联系?

    武晖:近平在正定工作的时候,我是文安驿公社的教育专干。正定当地派了两个人到梁家河的党支部搞外调,先到了文安驿公社的办公室,恰巧我也在场。他们不知道梁家河在什么地方,我是梁家河的人,就给他们指了路。他们到村里问了很多人,大家无一例外地都对他交口称赞。那两位外调的同志在村里调查完了之后,就又回到文安驿公社签署意见。这个时候,正巧又碰上了我。当时到了吃饭的时间,我就问他们吃饭了没有,他们说没吃,我就把他们带到饭馆吃了一顿陕北的饸饹。在吃饭的过程中,我们就聊了起来。聊着聊着,我向他们打听了近平的情况。

    我说:“习近平在那边干啥呢?”

    其中一位同志说:“当县委书记呢。”

    我说:“干得怎么样?”

    “近平干得很不错,群众威信很高,每年开三干会(七十年代每年都要召开的大队、公社、县三级干部大会)的时候,开到中间,很多干部发言很乏味,好多人听得烦了,就走了,还有些人听得困了,就睡着了。只有习近平讲话的时候,没有人走,也没有人睡觉。他讲话讲得有意思,很实际,也很有感染力,干部们都爱听。”

    我说:“近平当村支书的时候,他讲话我们村里人也很爱听。”

    另一位同志又向我透露说:“近平的工作作风,跟其他的干部不一样。很多领导干部,都是由办公室负责安排,提前通知。近平主持县里的工作,到乡镇和农村检查,从来不提前打招呼,都是骑着自行车就去了。到了实地,他去看领导在不在,工作做得怎么样,实地去看,不给对方提前准备的机会。如果他看到什么工作做得不到位的,当时就把相关领导叫到现场,督促他拿出整改方案。”

    我听了这两位同志说的话,得知近平工作做得好,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了他的才干,心里很高兴。

    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,我们村里一个叫张志林的人,跟我打听近平的情况,说要给他还钱。原来,近平从梁家河走的时候,村里还没到年终结算。等到年底结算,会计算账的时候,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,就要出粮钱(陕北方言,给队里交钱),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,就要得粮钱(陕北方言,队里给现金)。出粮钱的家庭把钱给会计,会计再把这个钱发给得粮钱的家庭。近平的工分多,年底又没有分粮食,就要得粮钱;张志林家里娃娃多,工分少,要分的粮食多,就要出粮钱。会计为了账面收支的平衡,就把近平一年的粮钱八十元兑给了张志林家里,而张志林家里应该把这八十元单独交给近平,但是当时张志林家里非常贫穷,拿不出来这八十元钱,并且近平上学也离开村里了,就这样,张志林家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钱给近平,十分过意不去。现在张志林有钱了,一直想要把这个钱还给近平,他经常念叨,近平的这个钱救了我们一家人,欠账就得还钱,不然良心上过意不去。我就劝张志林说:“你现在还给他,他也不会要。他帮助过的人太多了,你看看咱们村,哪一家他没有帮过?你放心吧,他肯定不会有想法的。”七十年代的八十块钱可是不小的一笔钱,按购买力来算,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八千块钱。

    1993年,近平回到梁家河,乡亲们热情地招待他,还杀了一只羊。我们一起吃饭,近平嘱咐了很多事情,我一直在旁边听。近平主要说了,山上要治理,河里要打坝,山上要种经济林,还要种果树,要把地打平,好提高产量,要解决肚子吃饱的问题,还要解决文化问题……方方面面的事情,近平都讲了很多。从始至终,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基层群众的生活。

    就在那次,近平还向我们打听一个叫灵娃的孩子。这个孩子的事,还要从头说起。1969年,知青到我们梁家河的时候,我们村有个十几岁的孩子,小名叫灵娃,但是实际上脑子并不灵光,智力上有先天缺陷,用我们农村的话叫“半憨憨”。灵娃的父亲是基建队的队长,主要负责带着知青做打坝、修田等农田基本建设的事,他就经常把灵娃带到地里去。灵娃虽然脑子有问题,但是干活很踏实,也能吃苦,近平他们这些知青都很喜欢灵娃,劳动之余很喜欢和他一起玩,谁也没有嫌弃、取笑过他。近平1993年回来的时候,灵娃的父亲已经去世了,只有灵娃的母亲带着他度日,家里的光景不行,生活很艰难。近平为了接济这家人的生活,当时就给灵娃的母亲留了500块钱。

    2015年春节前夕,近平又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,他到家家户户都看了看,用延川话和乡亲们交谈,就像回到了久别的家中,特别亲切。

    来源:(学习时报)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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